李华成展示之前他的“信访调解室”照片

　　2009年12月6日，成都市天回镇金华村，拆迁工人穿过摆放在工地里祭奠自焚拆迁户唐福珍的花圈。11月13日，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唐福珍住所进行强拆，唐福珍自焚烧伤，之后因抢救无效死亡

　　7月4日上午，李华成约我在成都光华大道上的国际非遗博览园见面。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开着一辆破旧电瓶车，载着我绕向园后的农家乐。那里是他常往的清静之所。

　　他很清楚，最近在媒体上曝光，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上访钉子户，去年被青羊区信访局“招安收编”、后又重归上访队伍的经历被挖掘。在赴约前，与他接触过的记者告诉我：他反复诉说强拆带给他与家人的系列打击，“听得让人起腻”。最令人头痛的是，“他好说官话套话”。

　　2012年曾与他合作“暗访”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女记者对此倒是颇为理解—对于执著的上访者而言，他的整个生活，及其家庭在内，常年专注的惟有上访这件事。她认为李华成只是对法比较愿意钻，比较懂策略，知道如何为自己说话。总之，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民。

　　电瓶车“突突”地停在果园。一旁闲耍的几名男子冲李华成高声揶揄，“哟，又来了一个。”他黝黑的圆脸马上堆起笑，“这是我特地请来的律师。”

　　刚坐下，他一边递上自己的身份证，一边客气地请我出示工作证。尔后压低声音，“这个时候，不得不小心行事”。

　　摊开厚厚的材料，“在我信访工作期间，我向政法委书记提出过，要求他们规范执法，端正作风。以免发生冤假错案。包括我对信访工作人员表示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……”说这番大义凛然的话时，他一只手自然垂落在扶手下端，身体斜倚，肚皮微鼓。

　　“有没人说你挺像领导干部？”我打断他，问。

　　“有。”他眼皮眨巴着，有人是嘲笑我，有人是实实在在地说。

　　刁民是如何“炼”成的

　　“我是对他说过那句话。”许娥芬在位于青羊区城乡结合部的“英国小镇”上，开了一间茶房。她是文家街道办辖区村民，6年前遭暴力拆迁，从此上访不懈。

　　去年秋冬季节的一天，她再次来到青羊区信访局。在挂满锦旗的里间，她看到桌上红底黄字的牌牌标注着“李华成信访调解室”。眼前那张面孔，叫不上名，但分明是在同一“战壕”亮相过的。

　　他问她，“你有啥子冤屈？我来接待你。”

　　“你还能解决我的问题？你的屁股都在流鲜血，还想替别人治痔疮？！”她忿忿地脱口而出。

　　“你依法走嘛，”李华成嘴上应着，她的话却像一把刀捅进心窝。今年2月，他彻底辞职“下课”。

　　“我不晓得他是啥子原因不干。但他家的事确实一直没解决。”许娥芬说。

　　李华成是青羊区文家乡董家坝村7组的农民，原本与父母妻儿拥有7亩承包地及附作物。据他说，他与所属的文家街道办产生矛盾，乃至要状告区政府，始于2005年。那年，青羊区征地风声传出，他在林园地“又栽种几百棵树，而且都是名贵品种”。结果，征地补偿金谈不拢，“本来谈好赔偿18万多，房屋面积按家庭每个成员35平米计算。年底他们却翻账，说是算错了，只愿给13万多。其中说我抢种树。”

　　有人质疑他投机取巧。根据相关法规，凡在国家公布征地之后所栽树木、建盖房屋都属违规，不应补偿。他申辩说，“不是我耍伎俩。土地分为国有与集体所有。我家土地属集体所有，我就有经营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吧？”

　　我致信约访董家坝村社区书记与文家街道办党委领导，收到答复：“关于李华成的事情，请找青羊区区委外事办”；“对不起，请通过正常渠道。”

　　被婉拒之际，李华成领着我登上安置小区“心愿花园”第二期的一栋住宅楼。远方是一片开拓的高尔夫球场。他指着绿茵中的停车地说，“那里曾有我的家园。”2009年，为修建高尔夫俱乐部、别墅、安置小区，邻近的乐平村、七里村及部分董家坝村土地被征收。谈判僵持不下，6月下旬，“街道办以村委名义，组织上百人”将他们夫妇强押出屋，“所有家当全部洗白了”。

　　当天，李华成愤怒地冲到街道办，要与领导当面理论—“哪怕有一分钱的理由”，联防队员们手扣手将他挡在人墙外。其后，他从区政府一路上告到省政府，然而“从上至下，层层踢皮球”。这一年，也是时任成都市长李春城大行旧城改造之年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李华成与妻子来到北京，蜗居在南站一带的地下室。他要向国家信访总局递交申诉。7月13日，国家信访总局复函，已转给四川省信访办。当天，这对夫妇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被带到警局，接着被成都驻京办的人接到一家快捷酒店，随后又被文家街道办派员拉回四川。

　　“街道派出所所长耍门坎，还是我们说了算！”回去当晚，青羊区公安分局对李华成宣布行政拘留9天，处罚理由是，他“非法携带证据”。当年的女记者早已淡忘他的长相，却记住他多次讲述自己被拘留，连累儿子报考军校政审无法通过。

　　2013年，李华成打起行政诉讼官司，状告青羊公安分局，从青羊区法院逐级告至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。因为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”，法院均裁定不予受理。

　　他成为当地高度维稳对象。“上有指令—莫把他跟丢了，”他大手一挥，“起先，我身后跟着六七个人。遇上敏感期，监控力度加强。他们骑车在我车后追撵，疯狂拦截。监控人员中有强拆我家的人，他们斜眼瞄着我—你算个老几？”

　　矛盾日趋白热化，他的维权意识愈加根深蒂固—“我要坚定走下去，固执就是意志坚强！”计算利益损害，维权付出的成本也在上扬。2012年年底，李华成向区政府开出的赔偿总额被斥为“漫天要价”的“刁民”。他自有道理：相比政府投入的高额维稳经费，我的报价很低。

　　“访民中，李华成比我们会说话。”许娥芬捧着一叠卷宗进来。尽管事先我与她讲明采访目的，她还是引来她的哥嫂—两个维权者。她抽出自己被殴打后的相片，摆放在我面前。一个怯弱的声音再三问我，“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　　法是刁民的救命草

　　学法。李华成点燃了香烟。他的床头凌乱地码放着《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》、《行政复议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法申请图》、《土地承包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等，里面还夹有一本《读心术》。书的封面覆盖着一层薄灰，这个初中未结业的农民在被释放后，决心钻研土地法规与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。

　　2012年9月，他分别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、四川省国土资源厅、国土资源部申请公开“有关成都市青羊区董家坝村7组，高尔夫球场，别墅占地批文信息”。市级与省级两大国土部门回文：经查，无上述土地批文信息。

　　这年年底，他又向中广网举报，协助记者调查此事。“国土资源部三令五申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，青羊区仍有占地千亩高尔夫球场在营运”，他更笃定拿到核心证据—“没有获批(土地使用批文)，就意味违法占地”。

　　于是，面对我对他种树动机的疑问，他再三强调：“树是征地通知前种的。至今也没有征地公告，因为没有批文征地。”

　　他还说，那次事后，一个区领导指着他：你把这个“脓包”戳破了。

　　“这个人的确很对。”苏坡街道办访民薛明远说。2007年，他家的土地被以建造影视基地之名强征。在青羊区信访局，他邂逅同来上访的李华成，“觉得眼熟，他原来与我侄儿一个生产队。”两人越聊越近，“不断交流中，他给我指明一条道—从上访维权到司法维权。他说土地问题必须要学习法律，摸清条例条款，争取政府信息公开，要像滚雪球一样掌握违法事实真相。”

　　勾利与薛同属一个街道办，同住一个小区。她在争取她与女儿的居住权。或许因为年轻，对学法与扭转生机，她要比许娥芬更积极自信。看着书柜里的法律书籍，她对李华成十分感激：

　　“如果当时他不肯帮助我，我或许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明白后面的路怎样走。上访的人都巴望有人关注，谁也不想无止境地熬下去。两年前，我就很依赖，根本不懂依法维权。为此，我们与政府机构胡搅蛮缠过，也被他们推诿赶走过。他们说什么，我们只能听什么，十分无助。

　　2012年秋天，我在区国土资源局交涉，认识了李华成。他很有经验，问我拿到征地公告没有。他把他的版本给我看，我才心里有数。他说拿到它，赶紧去做征地信息公开。现在，我们已做了两百多起信息公开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都能在法律框架下，拿出依据讲道理。”

　　听到李华成索要高额赔偿，她不感到惊奇。上访让他们体会生活的艰难越多，他们就越忧虑子女的命运。“普天下父母的心都相通。我盼望快刀斩乱麻，尽快获得切实保障，弥补我对女儿的亏欠。”勾利望着正在客厅玩耍的3岁孩子说。

　　今年6月初，街道办的人来到李华成家，说会有8人陪同他与另一女访民到外面“耍上一周”。不由分说，即刻出发。

　　去往阿坝若尔盖草原途中，见他情绪低落，他们劝道，“你吃好玩好就行嘛。”

　　“可我哪有心情玩？”在车上，他对他们宣讲，“我的今天可能是你的明天……”

　　他们回答他，“如果哪天我家也被铲平了，一定请教你。”

　　“你是政府的防弹衣”

　　每周二还不到9点半上班时间，访民们便陆续聚拢于青羊区群众服务中心。这一区信访局设在区政府大院13号楼，紧挨着派出所。院内，无论蓝衣警员还是黑衣保安，与上访者不经意的对焦，彼此眼神都透出戒备、逡巡、乏味。

　　例行公事的登记，访民企盼中大奖似的，等待被领导干部接见。快10点钟，终于有人不耐烦地吵嚷起来，“都几点了？还不见你们领导露面，莫怪我们去撞他们的门。”

　　“这事我们真干过。要闯领导办公室，必须过一道大铁门。李华成虽在这儿上班，但和我们一样被挡在铁门外。”站在接待室外，勾利的眼神瞥向最靠近派出所的一间房，那里曾是“李华成信访调解室”。

　　去年上半年某个周二，李华成又来上访。青羊区信访局局长解愚将他叫到一边，要他来做信访工作。他说李华成的上访与讲法是胜任这份工作的“过渡铺垫”。

　　“开玩笑吧，”第一次，李华成未加理睬。9月下旬，解愚打电话叫他来一趟信访局。接下来的一小时里，解愚竭力说服他接受上次的提议。

　　“会不会是陷阱？万一我在信访办说错话，不是逮住我的尾巴？”他心里七上八下。不过，“解局对我说，你也知道信访不能解决问题，要找相关职能部门，要尽量引导访民走司法。”

　　李华成说解愚还暗示他：“假如你来做工作，也许你的问题会加快进度。”

　　在青羊区信访局门口，解愚却对我说，李华成没有开出要解决自身问题的条件，他也没有给予任何相应承诺。“我们能够提供给他的是一间办公室、一顿午餐，还有每个月800元的劳务费。”

　　去年10月间，访民薛明远来到信访局。他诧异地发现李华成摇身一变，居然变成接待访民的“李主任”。他忙问原委，李苦笑一下，显得很无奈。

　　“做嘛。这是做好事嘛。”每逢上访接待日，李华成或站在门口主动与访民攀谈，或接待他们上访。“第一要把诉求写清楚；第二寻找获取相关证据；第三应向哪级政府机关申请要求的，就要向哪级政府机关上访和走相关程序。有些问题不要等信访局来回答你。”

　　有时听到信访接待员抱怨干得恼火，他却觉得轻松，“我是访民，我了解访民的心理需求与饱尝的辛酸苦辣。”

　　“信访工作往往拖、拖、拖，上访的人只能等、等、等，”他洞悉信访中两方的心态，也认为有些访民纠缠的问题并非合情合理，“根本不属信访范畴。”

　　“领导接见访民有其选择性，”他挺同情信访接待员：他们也无权无势。访民发泄满腔怒火时，“恨不得扒光他们”。

　　薛明远与勾利注意到，李华成任职后，上访人数从平常五六十人、最高时的上百名，骤然锐减。究其原由，除了部分人听取李的建议，转换上访渠道，寻求司法途径。其他人的心思，五味杂陈。

　　“他向我们宣传哪项政策好，我们却觉得信也是白信。要是上面说话不落实，他一个平民老百姓说是白说。我们跟他争，他说我也没法，就这点权限。”

　　“访民之前还心存盼头，起码有一个领导接见自己。换作他，就变成访民接待访民。岂不是他坐在那儿一天，我们的问题就永远拖下去？”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访民对我说，他们在观望，李华成上班了，政府是否先了结他的事。“要是他都不行，他们则更无望。”

　　“大家有层别扭没好讲出来。他到信访局工作，就是一个叛徒。”许娥芬嘟哝着。一次访民茶会上，李华成察觉背后有人戳戳点点，交头接耳发出这两字。其他人默认不语。

　　“我也骂过他。”许娥芬的茶室里，访民谭伟粗声大气地说。他不肯服从拆迁，“一块大石头从窗外扔进来，12岁的女儿正在屋头”。被迫搬离使他愤懑难平，他到青羊区信访局上访，结识了李华成。

　　那次，接待人员派李华成出面安抚他。他因排在最后，特别烦躁。李又陪他去见区里新上任的一位副书记。“他在旁督促书记，要公平公正处理我的事。书记也表态，回去立即查办。”

　　然而苦等无果，他又来到信访办。李华成和他一块上区政府去找一把手。未被接见，他俩只得悻悻离开。一走出区政府，他当街怒斥李华成，“你是政府的防弹衣，为他们挡枪挡炮。”

　　“凭良心讲，李华成是个好人，他想为大家办事。”这个自称“文盲”的中年汉子用打火机敲打桌面，说出访民们的真实想法：信访机构“招安”了李华成—既稳住这个资深访民，又利用他做其他访民的工作。

　　李华成越来越失落，自变换角色后，他的问题非但无进展，领导接待他的几率几乎为零。更令他倍感屈辱的是，“据可靠消息”，他每月领到的劳务费，竟是街道办划拨给区里的。

　　“我始终都是一个访民。”他否认他“转型”过。2014年1月，他向上面提出，自己累了，想休息。

　　“你若愿意，欢迎为信访服务”

　　7月6日。又在果园，李华成的儿子坐在我的对面，比他父亲高大健壮。李华成欣慰地介绍，儿子读大三，学的也是新闻。“但请不要暴露他的名字。”

　　“2006年强拆我家时，我已经有十一二岁，那场面真把我吓惨了，”李华成的儿子说，一群光着赤膊、布满文身的人开着铲土机，“像攻打敌人似地”对准他家人。年迈的爷爷被拖出屋外，妈妈被摁倒在地上。爸爸一把拉开惊慌失措的他，央求那帮人，他还是小孩。

　　2009年，待他赶回，家已然沦为废墟，“支离破碎的安全感，无疑被铲土机又狠狠碾过。”

　　“我要考军校。我要让自己变强。我要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，保护更多的弱者。”而父亲的上访，却使他梦想破灭。当时，父亲一个劲地抽烟，听任他痛苦地抱怨。

　　为何改学新闻，他说相信媒体能伸张正义，报道社会不公。“我将来要为底层的弱势群体说话……”他突然愣生生地问我，谁能维护我们的安全感？

　　“这不是钱不钱的事。这是犯罪！”在自家寒酸简陋的大厅，李华成一条腿跪在沙发上，头埋得低低的，将身子扭成喷气式飞机状，“拆迁时，他们用腿压住我的喉咙。”父亲带着遗憾走了，去年夏天，母亲又含恨离世。他整整四天四夜，没有合眼。

　　那时候，他的思路反而比以往坚定清晰。明知让他做信访调解是一场游戏，他也想将游戏玩下去，“还要玩好”。他想不失时机增加依法维权的访民力量，一点一滴地推动体制的改革。他还寄望通过向体制宣传依法办事，促使其慢慢地改变。至于他的上访求助，自然融入此进程中得以突破。他太明白，仅凭个人的力量，简直微不足道得可笑。

　　“如果你提出的赔偿最终不能达成呢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依法”—他一口咬定，最少要用法律的方式与思维裁判。“如果离法太远，我会继续上访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”

　　“如果依法判定你错了呢？”我追问。

　　“依法判定是我的错，我就承认。不过用法衡量，以事实作依据，我认为我没错。”

　　7月初，解愚找李华成谈话。

　　“他试图安抚我，说你既然屁股流血，就先把血止住，再回来上班。到时把牌牌做得更大一些。”

　　李华成这番话被解愚修正：“我欢迎他回来，可没设置前提。他愿意为信访局工作，我就提供了一平台。假如其他访民都愿意，我也希望他们和我一起来为信访工作。”

　　“有记者问过我，日后你的上访不存在了，市信访部门请你做工作，你做不做。我说，信访不能解决问题。这一制度不改革，做不做都没意思。”李华成说，当时他这么回答解愚，现也要郑重地告诉我。

　　下午4点多，离开李华成家时，我不死心地请他带我上村社区办走一走。他再度载我上路。未几，一名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，猛地从小道骑车窜出。“那是联防队员，”李华成小声说。

　　那人很快追上我们，一面打量我，一面客气地问：“李华成，她是你家亲戚么？我看不像哟。”

　　“我是他儿子的老师。”我忙解释。他狐疑不定，跟到岔路口才离开。李华成的电瓶车在村委门前未敢逗留，风驰电掣般驶过。

（原标题：“刁民”李华成 失败的“招安”）